今天，提到叶企孙这个名字，或许你会感到陌生，但如果你听到这些名字，导弹之父钱学森、原子弹之父钱三强、氢弹之父彭桓武等，你一定不会觉得陌生。正是这些享誉世界的科学家，曾是叶企孙的学生。建国后，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，叶企孙的弟子就有9位。可以说，叶企孙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培养中，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，也因此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。
叶企孙出生于上海的书香世家，父亲的严格教诲，使得他自幼聪颖，身上有着儒雅的气质。得益于父亲开明的思想，叶企孙不仅精研传统经书，还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文化和应用，深受西学的熏陶。9岁时，他便进入父亲所主持的上海敬业学堂求学，13岁时就被选入清华学堂，是当时的第一批学员。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，叶企孙被迫离开学校，暂时前往上海避难。然而，清华学堂在上海恢复招生后，他再次报考并成功录取。 叶企孙的才智超群，能在短时间内考入清华，堪称非凡。进入清华后，他不仅深耕国学，也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科学的探索。面对列强侵略的现实，叶企孙深知只有科学能救国，并在清华与同学们共同创办了清华科学社，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科学研究。 20岁时，叶企孙凭借优异的才华，获得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的资格，前往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深造，并直接插班进入三年级。师从实验物理大师P.W.布里奇曼，在两年的努力后，他成功获得了理学学士学位，随后又进入哈佛研究院继续深造。在哈佛，叶企孙与导师合作，成功测定了普朗克常数h=（6.556±0.009）×10^-27尔格秒，这一成果在物理学界沿用了长达16年，也为他赢得了广泛声誉，使他在物理学领域站稳了脚跟。 1923年，年仅26岁的叶企孙获得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同年，他离开哈佛，开始了他的欧洲学术之旅，与同行们深入交流。1924年，他回到上海，并于1925年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，后来创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，并担任系主任。叶企孙曾在校刊上发表过《中国科学界之过去、现在及将来》，明确提出：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须两者并重。纯粹科学的目标，应着重在培养对研究的兴趣；应用科学则应有明确目标，并实际付诸实践。在清华，物理系的教授只有梅贻琦和叶企孙两位，梅贻琦身兼行政事务，教学几乎全由年仅28岁的叶企孙负责。然而，叶企孙依旧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，不仅创建了清华大学理学院，还参与了北京大学磁学专门组等机构的成立，并成为中国建筑声学、磁学和科技史等学科的奠基人之一。 叶企孙不仅在教学上做出了巨大贡献，更以其卓越的眼光和独特的方法培育人才。1933年，他聘请了一位当时仅是初中教授的华罗庚，为清华学生讲授微积分。尽管这一决定遭到许多教授的反对，认为华罗庚还不具备承担这一重任的能力，但叶企孙依然坚持让华罗庚前往剑桥大学深造，日后华罗庚成为世界数学界的巨星，他也深情地表示：我是得了叶先生的关照才有今天。 当时，吴有训仅是个刚刚任职的年轻教师，资历远不如叶企孙，但叶企孙却毫不犹豫地为吴有训定下了比自己更高的工资，并为他推荐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职位。叶企孙对人才的尊重，使得他吸引了熊庆来、萨本栋、周培源等一大批名师来任教，甚至连一些国际知名学者也纷纷来此讲学，诸如玻尔、狄拉克、郎之万、维纳等人都曾在清华传授学问。 叶企孙曾说过：我教书不好，对不住你们。但有一点我对得住你们，那就是，我请来的每位老师都比我强。正是这种对学术、对人才的尊重，造就了清华物理系短短几年内成为名师云集、人才辈出的科研基地。 叶企孙毕生心力倾注于中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，在清华大学开展了超过二十年的教学与科研工作，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学子。抗战前，他培养了近五十名学生，其中不乏杰出的学者。他的学生中，有79位成为院士，其中超过半数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，堪称中国近代科学的中流砥柱。像导弹之父钱学森、原子弹之父钱三强、氢弹之父彭桓武、光学之父王大珩，乃至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、邓稼先、李政道等众多巨星，都曾从叶企孙的门下走出。 然而，命运对叶企孙并不总是眷顾。在文革期间，他遭遇了红卫兵的揪斗，遭受关押、抄家、停发工资和劳改的种种不公。即便在遭遇莫须有的指控和打击时，他依旧保持着对科学事业的坚持，最终不幸因病去世，留下无子无亲的孤寂。直到1986年8月，叶企孙的历史问题才得以平反，他对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才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与铭记。 叶企孙，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奠基者，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中的大师。他的生命，永远铭刻在中国科学史和教育史的辉煌篇章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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