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今天,提到叶企孙这个名字,或许你会感到陌生,但如果你听到这些名字,导弹之父钱学森、原子弹之父钱三强、氢弹之父彭桓武等,你一定不会觉得陌生。正是这些享誉世界的科学家,曾是叶企孙的学生。建国后,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,叶企孙的弟子就有9位。可以说,叶企孙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培养中,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,也因此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。
叶企孙出生于上海的书香世家,父亲的严格教诲,使得他自幼聪颖,身上有着儒雅的气质。得益于父亲开明的思想,叶企孙不仅精研传统经书,还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文化和应用,深受西学的熏陶。9岁时,他便进入父亲所主持的上海敬业学堂求学,13岁时就被选入清华学堂,是当时的第一批学员。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,叶企孙被迫离开学校,暂时前往上海避难。然而,清华学堂在上海恢复招生后,他再次报考并成功录取。 叶企孙的才智超群,能在短时间内考入清华,堪称非凡。进入清华后,他不仅深耕国学,也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科学的探索。面对列强侵略的现实,叶企孙深知只有科学能救国,并在清华与同学们共同创办了清华科学社,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科学研究。 20岁时,叶企孙凭借优异的才华,获得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的资格,前往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深造,并直接插班进入三年级。师从实验物理大师P.W.布里奇曼,在两年的努力后,他成功获得了理学学士学位,随后又进入哈佛研究院继续深造。在哈佛,叶企孙与导师合作,成功测定了普朗克常数h=(6.556±0.009)×10^-27尔格秒,这一成果在物理学界沿用了长达16年,也为他赢得了广泛声誉,使他在物理学领域站稳了脚跟。 1923年,年仅26岁的叶企孙获得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同年,他离开哈佛,开始了他的欧洲学术之旅,与同行们深入交流。1924年,他回到上海,并于1925年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,后来创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,并担任系主任。叶企孙曾在校刊上发表过《中国科学界之过去、现在及将来》,明确提出: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须两者并重。纯粹科学的目标,应着重在培养对研究的兴趣;应用科学则应有明确目标,并实际付诸实践。在清华,物理系的教授只有梅贻琦和叶企孙两位,梅贻琦身兼行政事务,教学几乎全由年仅28岁的叶企孙负责。然而,叶企孙依旧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,不仅创建了清华大学理学院,还参与了北京大学磁学专门组等机构的成立,并成为中国建筑声学、磁学和科技史等学科的奠基人之一。 叶企孙不仅在教学上做出了巨大贡献,更以其卓越的眼光和独特的方法培育人才。1933年,他聘请了一位当时仅是初中教授的华罗庚,为清华学生讲授微积分。尽管这一决定遭到许多教授的反对,认为华罗庚还不具备承担这一重任的能力,但叶企孙依然坚持让华罗庚前往剑桥大学深造,日后华罗庚成为世界数学界的巨星,他也深情地表示:我是得了叶先生的关照才有今天。 当时,吴有训仅是个刚刚任职的年轻教师,资历远不如叶企孙,但叶企孙却毫不犹豫地为吴有训定下了比自己更高的工资,并为他推荐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职位。叶企孙对人才的尊重,使得他吸引了熊庆来、萨本栋、周培源等一大批名师来任教,甚至连一些国际知名学者也纷纷来此讲学,诸如玻尔、狄拉克、郎之万、维纳等人都曾在清华传授学问。 叶企孙曾说过:我教书不好,对不住你们。但有一点我对得住你们,那就是,我请来的每位老师都比我强。正是这种对学术、对人才的尊重,造就了清华物理系短短几年内成为名师云集、人才辈出的科研基地。 叶企孙毕生心力倾注于中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,在清华大学开展了超过二十年的教学与科研工作,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学子。抗战前,他培养了近五十名学生,其中不乏杰出的学者。他的学生中,有79位成为院士,其中超过半数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,堪称中国近代科学的中流砥柱。像导弹之父钱学森、原子弹之父钱三强、氢弹之父彭桓武、光学之父王大珩,乃至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、邓稼先、李政道等众多巨星,都曾从叶企孙的门下走出。 然而,命运对叶企孙并不总是眷顾。在文革期间,他遭遇了红卫兵的揪斗,遭受关押、抄家、停发工资和劳改的种种不公。即便在遭遇莫须有的指控和打击时,他依旧保持着对科学事业的坚持,最终不幸因病去世,留下无子无亲的孤寂。直到1986年8月,叶企孙的历史问题才得以平反,他对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才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与铭记。 叶企孙,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奠基者,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中的大师。他的生命,永远铭刻在中国科学史和教育史的辉煌篇章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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